本是教育管理常态的学校布局调整，其政策价值和目标却因行政的强力推动而变形，个中原因值得深究
针对一些地方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出现的问题，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一场理性的政策纠偏在各地陆续展开，伴随这一进程，既往撤并的动力机制、阶段性特征、突出问题，以及行政“一刀切”式推进的脉络，日渐明晰地呈现出来。
“推手”何来
回顾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的推出，不能不提及当时的背景。1995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组织“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第一期(五年)工程，实施范围集中在22个省区的852个贫困县，其中，推进中小学布局调整被列为项目县四大重要目标之一。
1998年后，合并乡镇的改革热潮兴起。到2010年底，全国乡镇数减少了约30%，自然村减少了约25%，这个因素陪伴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至今。此间，教育部负责人指出：“要下大力气合理调整现有学校布局，把调整布局与深化教育改革结合起来，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结合起来，与农村的科教兴农结合起来，实行集中办学，最大限度地发挥规模效益。”
2001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同年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列入要重点抓好的六项工作之一。中国农村大规模的学校布局调整由此开启。
2003年6月，财政部为鼓励中小学布局调整设立了专项资金。2004至2007年，伴随《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的实施而展开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既有中央财政四年提供100亿元支持，又有住宿、伙食等新的收费项目，这极大地调动了县级政府修建寄宿制学校的积极性，客观上加大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力度。2006年，开展这一工程建设的项目县已有673个，每县各得到了建设5所寄宿制学校的资金。
国家关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主要动机是整合教育资源、形成规模效应、节约教育经费投入，并强调首先要关注学生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及受教育机会的获得，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做到“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对农村学校“适当合并”。然而，政策传递到一些地方，却产生了不小的变形，许多地方政府把目标定位在“通过扩大校均规模实现资源最优化”。
地方政府的这种为追求教育效益的“选择性施政”，将减少学校、减少教师、减少运行成本作为直接目的，在其教育价值观偏离的背后，则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难以保障的困境。1994年国家实行分税制改革后，财权上移使地方收入趋紧，事权下移又使基层政府负担加重。加之2001年的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农村教育经费却出现了巨大缺口，其情形无异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普九”欠债之上雪上加霜，大量撤并农村学校成为地方政府的无奈选择。
在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下，一些地区采取了一个标准、一个尺度、一个进度的“一刀切”推进方式，甚至违背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过度追求教育规模，纷纷兴建“教育园区”、打造“中学城”。
2008年甘肃在全省推广庆阳市的“四个集中”经验：高中校向县城集中、初中校向中心乡镇集中、教学点向行政村集中、新增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三年后，庆阳正宁县就发生了20死44伤的特大校车事故。
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对城乡教育一体化方针的片面理解，又出现了以撤点并校拉动城镇化的功利追求。在提高城镇化率的新动机下，通过“学校进城”迫使“学生进城”，再通过学生进城上学带动家长进城租房，成为一些地方实施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潜在目标。在不少地方，以城市教育取代农村教育甚至成为一种潮流。
以上种种因素使撤点并校多年在亢奋状态中快进。许多地方采取大致相似的方式，把村小、教学点合并到规模较大的中心校，推进农村中小学向县镇流动、向城市集中，短短几年就实现了由分散办学向集中办学的转变。选取2000年、2010年两个时间节点考察，这种力度超大的转变案例俯拾即是：陕西全省小学数量减幅69.7%，内蒙古全区小学数量减幅78%，广西率先操作集中办学的鹿寨县学校数量减幅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