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5所农村学校，学生辍学人数由2006年的3963人上升到2011年的8352人——这是审计署5月3日发布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情况专项审计结果披露的一项内容。
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实施了十年的“撤校并点”政策被叫暂停。然而，部分地方不当撤并学校造成的负面影响，如班额超大、辍学加剧、家庭教育负担增加等尚未消除，后撤点并校时代的新问题又浮出水面。
近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办的“探索乡村教育变革的出路”系列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就如何推动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复兴，农村教育要为城镇化和农村建设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农村教育究竟是重复城市模式还是回归乡土本源等问题展开热议。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研究院在着手准备的中国“美丽乡村教育”评选活动，是在大教育视野下面向未来的农村教育路径探寻的组成部分。后撤点并校时代农村教育建设的核心概念，可概括为“宜居农村，生活教育”。
“留农”还是“离农”
“孩子和家长都想方设法要离开农村。”一位在京务工者在研讨会上说，对于撤点并校后的农村教育，是“为推动农村发展而留住农村人才服务”，还是“为培养离开农村进城务工的劳动力服务”，他们普遍认同后者。
“留农”或“离农”，不仅是一个教育的过程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教育的结果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对10省区农村中小学的抽样调查表明，由于学生幼小，农村学生中家长陪读比例平均为22.7%。十年撤点并校，伴随着部分地方片面城镇化的推进，在学生进城数量增加、农村人口结构改变加剧的同时，家长也越来越迫切地想成为“城市人”。
与上述进城务工者“离农”的心愿不同，受访的几名农村一线教师则认为，只要教育回归本源，不少农民还是愿意孩子留在农村生活。在浙江上虞市金近小学，主张“让农村也城镇化”的校长何夏寿介绍，全校已从三年前的221名学生增加到今天的852名。他认为，“留农”教育的前提是把农村建设得像城镇一样美好。
热议中的思路日渐清晰、统一：关乎“根”的乡土教育，只有回归教育“以孩子为本”的初衷，且影响到教育过程，才可能获得良好的教育结果。从地方的实际行动看，一批小规模学校陆续得到了恢复，乡土教育渐行渐近。有媒体报道，江西等9省的130个县迄今已恢复曾已撤并掉的农村教学点1099个。
“回到教育的本源，就是以人为本。”杨东平说，打破“留农”还是“离农”的二元论，要以农民自身需求为出发点。只要教育出来的学生勤劳、勇敢、有爱心，留在农村可以是好农民，进入城市可以是好工人。有正确的价值观、有理想、身心健康的人，到哪儿都是好人，这正是教育的目标所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项目组在为期一年的调研后，对中国农村发展格局的测算显示，未来40年还将有近5亿农村人口留在农村，这个数目占中国总人口的30%。由此，项目组提出了基于农、为了农、放眼世界的乡村教育观，认为每个人都要接受基本的教育和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在这个过程中要兼顾教育的本体性功能和社会性功能，既要有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专业化教育，又要有实施非农转移的专业知识及技能教育。这两大功能的有机结合是为了受教育者能够增强将来自由选择的能力。
后撤点并校时代的农村教育，必须关注农村中收入最低的农户的儿童。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吕超认为，必须坚持的原则是公平优先、就近入学，探索适合农村需要的教育。否则，所谓的“上好学”不过是尾随城镇化的应试教育，在难以取胜的升学率竞争中作无谓的挣扎。
新农村学校模式
回归教育本源，以乡土为根，以学生为本，形成与城市不同的多元化教育生态体系——这个得到受访者一致认可的后撤点并校时代的农村教育模式，体现在农村的课堂和教学上，仅仅是小班化、满足就近入学的基本要求还远远不够。于是，探索把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变为现实的课堂实验，在一些农村学校悄然兴起。
“让我们适应孩子，而不是让孩子适应我们。”杨东平说，教育目标是从农村学生的实际需要中产生的，而不是用应试化的城市教育去改变农村教育。从某种角度讲，农村教育出现的小规模化、综合化、生活化、社区化等等，就是现代化教育的图景，这个图景所要打破的是教育和生活的隔离。
在全国规模的“撤点并校”中，吉林抚松县有幸保留了一部分村小，“山路远的地方，只要有学生，就应该有学校，这是一个常态。”抚松县教育局原局长陆世德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介绍，在当地农村，两个人的学校，五六个人的课堂随处可见，而且都采取老师“走校制”，在课堂形态上，老师要走到学生中间，形态可以多种多样，“不是走下讲台，而是不设讲台。”
杨东平相信，农村学校的这类课改，会出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在回归教育本源的方向上，农村教育有可能走在城市教育之前。
北大附中原校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康健对这种新农村学校的模式，有着“快乐之后的隐忧”，因为城乡学生都将面对高考选拔的应试门槛。康健近几年到农村进行大量调研，对一个问题不得其解：“职能部门当时设计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及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课程的框架，是城乡各有一条轨道，还是城乡同轨？”如果是后者，他对农村生活教育的坚守就有些担忧，同时也期许，“这样如星星之火的探索，需要不懈努力方能燎原，从而让我们看到一个个美丽乡村学校的出现。”
农村文化何以传承
据今年初的一项调查，在偏远的甘肃、贵州等地农村，还存在大量非正式身份的代课教师，有些教师每天收入只有6元。
甘肃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会长、曾任省教育厅厅长的马培芳呼吁：“要参考国际做法，提高农村教师待遇。”他列举了国外的一些做法：到泰国北部金三角的深山老林里任教三年的教师，一年报销两次路费，工资当年就打到卡上；澳大利亚、印尼的贫困地区从省会城市高价吸引大学生，对志愿者很有吸引力。他同时指出，在甘肃部分县市，很多教师被安排在教研室而没有在一线教学，是教师队伍的另一大浪费。
“对乡村教师不间断的培训，也是达到城乡教育师资均衡化的有效途径。”山西省晋中市教育局副局长高晋峰介绍了该市的一些做法：安排优质学校老师和农村教师相互调换，交流文化、理念和经验；把学科带头的特级教师送到乡镇，完成听课、教研、做讲座等工作；组织中小学教师的教学技能大练兵，要求中小学教师全员参与。
大教育视野下的农村教育，对象是全体农村人口，它的教育机构是以学校等办学机构作为社区的科技文化教育中心，所传承的是农村文化。“乡村建设运动是一场乡村教育的运动。”早在1955年，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如今，大规模“撤点并校”引发的农村教育问题，在一些专家看来，解决不好将使中国农村文明走向危险的境地。有专家指出，在中国五千年的农耕文明中，乡村一向是农耕经济的载体、文化传承的载体，它的最大功能是通过周朝以来一直延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形成了对中国文明的传承。现在的农村教育，如何延续这一功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脱离了乡村。”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认为，“美丽乡村教育”一定要跟乡村联系起来。学校远离了乡村，乡土文化就无法传承。过去，乡村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影响到学校教师和学生，现在学校的远离，使得乡村传统美德和文化对孩子们越来越陌生。“像朴实、诚信、互助、孝文化以及蕴含在很多民俗里的美德，会不会在这一代消失？”朱启臻呼吁，在新农村教育中，对乡村文化的传承亟须给予高度重视。
面对各地如火如荼进行的城镇化，以及大规模撤点并校遗留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官员许洁英认为，农村教育的功能定位亟待落实，这关系到中国的未来能不能持续发展。如果农村教育在城镇化推进中的地位问题，以及在中国教育发展中的地位问题解决不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农村教育就是不成功的。 记者 屈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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